徐特立，1877年出生，湖南长沙人。新中国建立后，他以古稀之龄朝气蓬勃地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中，致力于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。

党史中的廉洁故事 瞿秋白：慷慨就义为真理 面对旧中国，他远赴苏俄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; 　　面对劝降者，他傲然回绝：“请勿撕破我的历史”; 　　面对爱人，他倾吐心声，愿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 　　1935年6月18日上午8时许。在福建长汀一所监狱中，一名文弱清秀的男子坦然走向刑场。一路上，他高唱着《红军歌》《国际歌》。最后，他在一片草坪上盘膝坐下，留下了最后一句话：此地甚好，开枪吧。他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瞿秋白。 　　1935年，瞿秋白在随部队南下的时候遭到了叛徒的出卖，在罗汉岭英勇就义，在刑场上他大声的高唱《国际歌》，并且提出了两个要求：第一，不能屈膝跪着(死)，我要坐着;第二，不能打我的头。 　　瞿秋白同志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优秀领导人，1955年，在他(瞿秋白)逝世20周年的时候，周总理亲自批示，将他的遗骨从他的英勇就义地福建长汀迁葬到我们八宝山革命公墓，并亲自(主持)了迁葬仪式。 　　瞿秋白，1899年出生于江苏常州，1917年赴京求学，考入当时的俄文专修馆。此时的瞿秋白在刻苦学习俄文的同时，还坚持自修英语、法语，阅读哲学、社会科学等书籍，开始接触新思想。 　　1920年3月，瞿秋白加入了李大钊组办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，开始研究社会主义。但是由于北洋政府当时搞信息封锁，再加上苏俄离咱们比较远，交通不是很便利，国内看十月革命后的苏俄总觉得像“隔着纱窗看晓雾”，看不太明白。 　　1920年秋，瞿秋白应北京《晨报》聘请，以记者身份赴苏俄实地采访，想“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”。在苏俄两年时间里，他做了大量考察、采访和写作，以自己的亲见亲闻，对俄国十月革命后的真实情况进行了客观介绍。 　　在苏俄，瞿秋白也见到了列宁以及其他的一些实践者、引领者，在此期间，他还写了两本书，在中国文学乃至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都非常有重量，一本是《俄乡纪程》，一本是《赤都心史》。 　　1921年5月，经张太雷介绍，瞿秋白在莫斯科加入了联共(布)党组织。1922年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。同年12月，受陈独秀邀请，瞿秋白从莫斯科启程回国。北洋政府向他许出了每月200块现洋的任职邀请，他拒绝了。 　　归国后，瞿秋白担负起中共中央机关刊物《新青年》《前锋》和《向导》编辑工作。在这些刊物上，瞿秋白发表大量政论文章。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国情，考察中国社会状况，论证中国革命问题，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作出了开创性贡献。1923年6月，瞿秋白出席党的三大，参加起草党纲草案。后来，在党的五大、六大，他均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，成为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。 　　1924年11月，瞿秋白和杨之华在上海结为伉俪。此后十年间，他们为中国革命并肩前行，无论面对怎样的血雨腥风，始终相濡以沫，休戚与共。 　　1927年，28岁的瞿秋白已经是中共临时中央的总负责人。在大革命(失败)的紧急关头，(1927年)8月7日，瞿秋白在汉口(主持)召开了紧急会议，也就是“八七会议”，会上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路线，这次会议给正处于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出路，也是在中国共产党在紧急关头的一次重要转折。 　　“八七会议”以后，瞿秋白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身份，负责中央领导工作。然而，高强度的工作，加上本就孱弱的身体，让瞿秋白旧病复发。当时瞿秋白的妻子杨之华劝丈夫安心养病，但瞿秋白仍念念不忘工作。     　　1929年3月15日，瞿秋白在莫斯科养病期间写给妻子杨之华的家书中说道： 　　你准备着自己的才力，要在世界革命及中国革命之中尽我俩的力量，要保重你的身体。我想，如果我俩都凑着自己能力的范围，自己精力的范围，做一定的工作，准备着某种工作能力，自己固然可以胜任而愉快，对于工作也有益处。 　　在瞿秋白的生命中，杨之华既是他的妻子，也是他的战友，他们都有着同样崇高的革命理想，不仅在生活上互相扶持，更是走进了彼此的内心世界。一封家书，寄托着对爱人的挂念，更有着继续为革命工作奉献自己的期待。可是，相知相伴的时光没有持续太久。 　　1934年10月，中央红军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，在仓促中决定战略转移，此时身患重病的瞿秋白奉命留在江西。1935年2月，瞿秋白随队转移至闽南时不幸被捕。 　　蒋介石以关心瞿秋白的家庭和爱惜他的才学为名，派了许多说客到狱中劝降。瞿秋白严词拒绝，他说：你们的这种关心和陷害有什么区别?你们的条件就是要我丧失人性而生存，瞿秋白还对劝降者说：人爱惜自己的历史，比鸟爱自己的翅膀更厉害，请勿撕破我的历史。 　　6月18日清晨，面对处决书的瞿秋白面色不改，从容淡定。他说，人之公余，为小快乐，夜间安眠，是大快乐，辞世长逝，为真快乐。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是鞠躬尽瘁、死而后已。 　　毛泽东曾评价瞿秋白“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，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，不愿屈服”。瞿秋白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了共产主义这一人类最伟大的理想。 　　在每年的9月30日烈士纪念日举行的烈士公祭和清明节举行的红色公祭。(我们)通过红色公祭和烈士公祭来缅怀革命先烈。让后人铭记历史，不忘来路，从而更加珍惜今天和平的阳光。 　　如今，后人没有忘记瞿秋白，没有忘记这座静静矗立在松柏林中的墓碑，更没有忘记他慷慨就义为真理的精神丰碑。

　　为深入贯彻落实 “清廉国企”建设工作要求，增强员工拒腐防变意识，锻造作风过硬的企业队伍，6月9日，岳麓高新区纪工委、澳门太阳官方网址纪委联合开展党风廉政教育专题讲座。讲座邀请了岳麓区纪委监委第四纪检监察室主任赵是瞻授课，岳麓高新区党工委委员、纪工委书记、监察工委主任林长茂主持。澳门太阳官方网址班子成员、岳麓高新区管委会中层干部及澳门太阳官方网址全体员工参加。   ▲岳麓高新区党工委委员、纪工委书记、监察工委主任林长茂主持   　　赵是瞻主任以《严守纪律底线，坚持廉洁从业》为课题，围绕“反腐败斗争任重道远”、“惨痛的教训，深刻的警示”、“职务犯罪的预防”三个部分，以案释纪、以案释法，用通俗生动的语言、鲜明透彻的案例，深度结合国有企业工作实际，着重讲解了当前腐败易发领域和环节，深刻剖析了违纪违法案例背后腐败问题发生的原因，并就国企工作人员如何预防职务犯罪作了精辟阐述，告诫大家要知敬畏、存戒惧、守底线，思想深邃、发人深省。   ▲岳麓区纪委监委第四纪检监察室主任赵是瞻授课   　　大家纷纷表示，此次讲座主题鲜明，重点突出，针对性强，颇受警醒。今后一定要加强自身作风建设，增强廉洁自律意识，筑牢拒腐防变的防线，脚踏实地做好本职工作，为集团建设“清廉智谷”、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。     　　目前，澳门太阳官方网址正处在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收官之年的关键时期，集团将以本次学习为契机，把诚信廉洁的发展理念融入企业制度、文化和经营活动中，努力打造政治生态清朗健康、经营管理清廉高效、党员干部职工清正有为的清廉国企，为集团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证。  

党史中的廉洁故事 总司令的两封信 　　1937年初冬，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华北地区一片萧瑟，驻扎在山西洪洞战地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提笔写了一封“借款信”。 　　朱总司令竟然也需要借款? 　　原来，在外领兵打仗多年的朱德得知家中近况颇为寥落，已经到了揭不开锅的境地。一想到自己80岁的老母亲在这个荒年可能吃不饱也穿不暖，朱德心里虽急，却因囊中羞涩而无可奈何。 　　这时，他想到了在四川泸州开药店的好友戴与龄，希望他能接济一下家中老母。但这笔钱，总司令却明确表示，还不起也并不打算还。     　　“我十数年实无一钱，即将来亦如是。我以好友关系向你募贰佰元中币，速寄家中朱理书收。此款我亦不能还你，请作捐助吧。” 　　戴与龄小朱德两岁，两人一同参加过科举考试，都考过了乡试和府试。朱德在德国和苏联学习期间，戴与龄曾多次接济朱德，后来还追随朱德参加了南昌起义，他们是惺惺相惜的多年挚友。 　　接信后，戴与龄随即给朱德家里寄去了两百元中币，差不多是现在的四万元。 　　作为八路军总指挥的朱德“十数年实无一钱”，着实令人震惊。而从下面这封他于同年9月写给前妻陈玉珍的信来看，却又一点儿也不奇怪。 　　“至于那些望升官发财之人决不宜来我处，如欲爱国牺牲一切能吃劳苦之人无妨多来。”朱德在信中托陈玉珍对家中小辈提出了这个“不近人情”的要求。 　　他还解释道，“我为了保持革命军队的良规，从来也没有要过一文钱，任何闲散人来，公家及我均难招待。革命办法非此不可。” 　　坚守“革命良规”、身无分文的朱德就这样“狠心”拒绝了亲族的投奔。他决不会用手中的权力谋一点儿私利。 　　1941年春天，朱德到八路军留守兵团骑兵旅教导队视察，看到院子里挂着战士们猎来的豹子皮，走过去摸了摸，连说：“好皮子!好皮子!”教导队的同志们早就听说总司令铺的、盖的都很单薄，几个干部一商量，决定送一张豹子皮给总司令。 　　当天下午朱德要离开时，教导队的领导把一张捆好的豹子皮拿到朱德面前。 　　“你们这是做啥子嘛?给我进啥子‘贡’呦?我们党是有规矩的，不兴送礼这一套，我这个当总司令的更得带头遵守啊!” 　　随后，他指着教导队的战士们说：“同志们很辛苦，穿得却那样破旧。一张豹子皮可以换七八匹布，能做好多套衣服，让我白拿豹子皮，那我不成了‘剥削户’了?总司令‘剥削’大家，这多难听。” 　　正是对“革命良规”的坚守，朱总司令一生戎马、两袖清风，无愧于一个“德”字。 　　如今，战争的硝烟散去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战火中锤炼的廉洁作风却一直警醒着我们：一切腐败都滋生于贪婪，只有坚守“良规”，才能无愧人民。 　　在2016年11月召开的纪念朱德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，习近平总书记提及这两封信，并说道：“战功赫赫的八路军总司令清贫如此、清廉如此，让人肃然起敬!” 　　建党百年之际，我们再一次重温朱总司令的这两封信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“只见公仆不见官”的优良作风令人肃然起敬。

党史中的廉洁故事 没有一个人能沾他的光 　　“没有一个人能沾他的光……” 　　这是聂荣臻元帅的亲戚、朋友、秘书给予他的评价。 　　聂荣臻元帅身居高位数十年，一直坚守廉洁奉公，不徇私情的原则，曾有多个亲戚请他帮忙找工作等事情，他都拒绝了。 　　1950年7月，聂荣臻给妹妹聂荣昌写信，让她到北京相见，这个消息被他的一个表妹夫皮文蔚知道了，便找到聂荣昌，表示怕她一个人路上不方便，要专程送她到北京。此外，他还想请聂荣臻给他找一份工作。聂荣昌经不住劝说，只得同意。两人到了北京后，聂荣臻问清了皮文蔚的情况，就对自己的妹妹说：“他是来躲命的。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，送他到华北革大去改造思想，重新做人。” 　　原来，聂荣臻了解到自己这位表妹夫在解放前曾担任过伪乡长，因为害怕被清算，所以到北京避避风，结果，他没想到聂荣臻铁面无私，会把他送到人民革命大学去改造。后来，皮文蔚在改造中交代了过去的历史，得到从宽处理。 　　第二个找聂荣臻帮忙的是他的外侄李继均。那是在1962年，当时，国家正处于经济严重苦难时期，很多工厂，学校都解散，停办了。李继均所在的航空学校也是停办的单位之一，依照规定，学生要转到部队去当兵，不过，李继均还想继续学习，就写信给聂荣臻，请他帮忙在北京联系一下，看能不能到北京去继续学习。 　　聂荣臻看了信以后，非常不高兴，他写信给外侄，批评他不为国家着想，只考虑自己的事，要求他服从命令。之后，李继均安心服从分配。1967年，聂荣臻等人被诬陷了二月逆流，李继均也遭到牵连，被批判后专业到地方工作。1976年后，李继均所在的部队给他平反了。李本人就想回到原部队工作，于是，他把平反材料送给舅舅聂荣臻，聂荣臻看了文件后，对李继均说：“其他人的冤假错案，我可以签字平反，帮助安排工作，正因为是我的亲外侄，我就不能签这个字。”结果，李继均依然在地方上工作。

党史中的廉洁故事 为六角钱作检讨     　　20世纪40年代，董必武任中共南方局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书记、中共与国民党谈判代表，长期住在红岩村，同时承担了南方局很多具体事务。一天晚上，办事处的同志围坐在红岩村救亡室里开了一次特别的会议。这次会议是应董必武的要求召开的，会议开始后，董必武取下老花镜，翻开笔记本，认真地看了看大家，就开始作检查。这是怎么回事? 　　原来，不久前，红岩村办事处招待所的所长把报账的票据拿给董必武签字。董必武翻看发票，都是买菜、买米、买煤、车票之类的日常开销，经审核后属于报销范围，就签了字同意报销。所长在报账的时候，办事处的出纳却发现有六角钱的车票是私人坐车，按规定是不能报销的。此事很快反馈到董必武那里，董必武又重新审查了一遍，认定那六角钱的车票确实不能报，便叫所长把六角钱的车票取出来了。 　　那个时候红岩村的生活条件很艰苦，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，毛泽东来到红岩村，看到办事处的同志天天吃空心菜、胡豆，比延安的伙食还要差，便提出给大家增加伙食标准。就是这样，也还是很困难，财务收支控制很严，不能报的坚决不报，由董必武亲自审核。 　　这件事情完全是工作上的一个小失误，按理说，发现后纠正过来就行了，但董必武却没有这样看，而是把它提到一个高度上来，要在办事处召开会议作检查。 　　董必武在会上说：“当前办事处除了工作处在虎穴之中，做事要认真、谨慎外，生活也很困难，必须艰苦度日，每一样东西都要从节约出发，不能铺张浪费，每分钱都要计划着用。” 　　董必武说到这里，把话题一转，说到自己头上来：“同志们在生活上这样勤俭节约，但我在审核发票的时候，却犯了一个错误，把不该报账的六角钱车票签了字报销。幸好被出纳同志及时发现，不然会造成公家的损失。这件事发生后，一些同志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，但我认为这不是小事，这关系到党的财务纪律问题。我们办事处在白色恐怖的包围之中，做任何事情都来不得半点马虎。” 　　见同志们听得很认真，董必武继续说：“六角钱这件事情，起码说明我的工作不认真，责任心不强，对办事处所处的地位和重要意义认识不足……所以我必须为此作深刻检讨，从中吸取教训，严格执行财务纪律，努力把今后的工作做好。也请同志们对我进行监督。” 　　董必武检讨后，参加会议的同志纷纷作了发言。有的发言道，这件事情并不是董老的错，董老也不必太苛求自己。一位同志说：“谁都知道董老一向很节俭，他爱人在延安要生孩子了，董老在重庆无法照顾家庭，在写信慰问爱人的时候，还专门提出条件：‘孩子出生以后，也要让他养成艰苦朴素的习惯，衣服不要穿得太好，只要干净就行了。’董老还把从延安带来的包裹布寄回延安，留给孩子打补丁用。” 　　邓颖超也在会上作了发言。她对这件事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，既强调了办事处的财务纪律，同时也肯定了董老严于律己、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。会议开得既严肃又融洽，达到了目的。后来，董必武回到延安，向中央汇报南方局在重庆的工作，也把这件事情提出来，作了自我批评。 　　新中国成立后，邓颖超有一次到重庆重访红岩村，在参观了董必武卧室的陈列后，向身边的人谈起了六角钱车票报销的故事。说着说着，她的语气从平和变为了严肃：“为了六角钱，董老都作了检讨，现在有些人贪污、浪费国家资产几万元、几十万元、几千万元，甚至上亿呀!我们要向董老学习，牢记红岩村的革命历史，弘扬艰苦奋斗的精神。”   来源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